领导之艺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对入世后的中国来说，投资国内产业的国外资本往往有着较成熟的生产技术、管理经验和资深人才为后盾，这便给了国内各个行业以机会。作为领导者，认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，借鉴对方经验，聘用对方人才，必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，这就是《孙子兵法》所说的“因粮于敌”。
　　
　　另外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彩电、冰箱和电视机大战中，本来颇有势力的一些大企业，由于长期推行低价政策损失了大量利润，最后给企业的经营管理造成了一系列困难，甚至面临重组和破产。因此企业的运营，商业运作必须讲效率。这就是《孙子兵法》所说的“兵贵胜，不贵久”。
　　
　　决策行动拖延的时间越长，相应的管理费用就相应增加，时间成本就越高。同时，由于时间上的延识，失去先机，将丢掉市场，形成连锁反应，损失惨重。
　　
　　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，必须不遗余力地研究新技术，开发新产品，谁先研发成功，并及时把它投放市场。满足市场需求，谁就会控制市场，争得主动。“货贵及时”，所以，速度是企业命运攸关的重要因素。
　　
　　□果敢决断霸业天成
　　
　　作为一名领导者，果敢决断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就是争得了时间，争得了一切。
　　
　　朱元璋在应天建立战略根据地后，提出基本国策为：
　　
　　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”此一决策对明朝初年的巩固与展起了重大作用。
　　
　　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”这一重大战略决策，是老朱升为朱元璋谋划的。朱升提出的战略，集政治、军事于体，用非常精辟的语言，准确、全面、深刻地指明了朱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战略方向。朱元璋闻言大喜，全盘纳了这个战略。
　　
　　高筑墙，首先是指要有一个强大和巩固的战略根据地。
　　
　　战争是人力、物力的较量，人力、物力的来源离不开牢固的方补给。因此，能否建立一个强大巩固的战略根据地，就系到朱元璋的部队能否在元军和群雄割据势力的包围中站脚跟，求得发展，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。朱元选择应天及周围地区作为战略根据地来“高筑墙”是比较当的。一是应天与淮右连成一气，唇齿相依，朱元璋及其要将领和谋士多是淮右人，下级军官与士卒也大多来自这地区。立应天，淮右为本，大部分将帅、士卒为保卫家乡战，无疑可以激发参战的热情，对稳定军心十分有利。二应天临江依山，周围多丘陵，地形十分险要，是东南地区军事重镇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据应天，可瞰制江淮和北。三是应天及其周围地区经济发达，物产丰富，支持战的潜力十分巨大。朱元璋对建设战略根据地给予了极大的注，在采纳朱升的战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在自己的力范围边缘地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，都是从稳定、巩固应的需要出发的。尔后，对应天本身的城防也进行了大力加。后来，朱元璋就是在应天以固若金汤的城防，抵挡住了自己强大得多的陈友谅的10万舟师。在统一战争的全过中，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一直没有受到严重的外来威，又为战争提供了极大的支持。这都说明朱元璋在建设强的、巩固的根据地方面是非常成功的。
　　
　　高筑墙，也是指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。这支武力量不是仅仅用来防卫的，主要的是用来主动进攻的。其，建设一个稳定、巩固的战略根据地，其本身就包括了必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。否则，在群雄割据势力的包围之，任何根据地也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因此，战略根据地的稳和巩固，首要的、关键的条件就是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武装量，才能保障政治、经济和其他建设顺利地进行。其二，朱元璋及其将领谋士们并不是鼠目寸光，安于现状，满足既利益而无远大抱负的领导集团。朱升的战略之所以很快被元璋采纳，是因为朱元璋早就有欲图大计、平定天下的远抱负。那么，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根本目的，就不仅是为了满足保卫根据地，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战略进的需要。
　　
　　广积粮。朱元璋占据的江淮地区盛产粮食，按理说粮食应该成为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还要广积粮呢？元末的江淮自灾害十分严重，而且次数较多，持续的年头又长，使这个仓变成了缺米之仓。许多劳动群众连自己都吃不上饭，哪还能拿出粮食来支持起义军呢？面对这种状况，朱元璋制了“且耕且战”制度。他任命元军降将康茂才为都水营田，由其负责兴修水利，要求做到高地不怕旱，洼地不怕。接着下令各部队都要在驻地开垦荒地，种植粮食，并且下章程，规定以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。要求各部队的生除了供给自身的需要外，还要做到有存粮。经过几年的努，终于使朱元璋彻底改变了缺乏粮草的局面。他的部队丰足食，对战斗力的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
　　
　　“且耕且战”实际上就是屯田制度，并非朱元璋独创，而是由来已久。但这一制度被朱元璋运用得如此彻底，如此全面，如此持，解决了如此庞大的军队的粮食所需，支持了如此持久的一战争，可以说在朱元璋以前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
　　
　　缓称王。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独立元的政治色彩，最大限度地降低元王朝对己方的关注程，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以及强劲诸侯军队决战可能性，从而有利于保存自己，积蓄实力，求得稳步发。为此，朱元璋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，使的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，打的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，连斗口号也不改变。朱元璋担任的职务，从江南行省平章到后的吴国公，都是小明王敕封的。直到消灭陈友谅，北方红军也失败以后，他才称吴王，但发布文告，第一句话还写“皇帝圣旨，吴王令旨”，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，免得人注目，遭受打击。元王朝苦于力量不足，只能对目标、影响广的自立政权首先实施重点打击，光这类政权就有四个，根本顾不上对付朱元璋这类附属于某一政权的势。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种有利的客观形势，加强扩展地，壮大力量，成为统一战争的主宰者。缓称王不是不称，关键在于选择有利时机。元至正二十四年（公元1364年）的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集团十分有利：北面的宋政权已经存实亡，即使反目，也已不足为虑。元军主力在与宋军的战中大伤元气，又陷入内战之中，无力南进。反元阵营中力最为强大的大汉政权已经被朱元璋消灭。东面的张士诚属惊弓之鸟，处于明显的劣势。四川的明五珍安于现状，没有远图，构不成大的威胁。依据这种客观形势，朱元璋凭广阔的版图、强大的军队，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图而自为王是非常适宜的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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