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0章 心有全图 (第2/2页)
军政之外,最惨烈的战场发生在那些官员聚集之所,以至于形成了党派之争,从此以后,一切都是为了党派利益,党派利益成了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,即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金科玉律就成了第二等因素。
因为第一因素变成你首先必须是我的同党成员,你才有机会成为臣子,否则你就是奸佞。
然后,他们才去全力以赴地争取皇上的支持,让本届天子成为他们那一党的天子,那一朝的臣子,全部是他们的同党成员。
由此可知,一旦党派之争主导了朝政,不管是皇上,还是大臣,就用党派利益取代了宋朝国家利益。
这也就是说,党派利益的出现和如此重要,关键原因是违背天理。
没有党派之争之前,尽管许多时候宋代也不符合天道,但是他们还是往天道上努力的。自从党派斗争泛滥以后,天理的方向就被放弃,目标方向变成了党派利益。
至于党派目标是不是符合天理,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或然性的目标,比如蔡京和秦桧一类,他们只会打压异己,实现自己的私欲目标,天理他们想都不想,也没有功夫想。
那些奸佞不甘心受死,还伺机反扑,镇压他们就够我忙,天理?存不存在都不确定,而且即使有也离我们大老远,管他们干嘛?
还有,即使我有功夫,也要继续深挖那些潜在的奸佞,把将来的危险除掉,这个也比什么天理重要多了。
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,也体现了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阉割的行为和效果。
有宋一代,除了皇室和高冠聚集在京城,甚至一国养一城,将全国的财富集中到京城,以保证京都的需要。而这个需要到此为止,是必要的,也是应该的,因为鸟无头不飞。一只鸟没有头就是死鸟。
可是,那些愚蠢的昏君奸臣,却把鸟头和鸟的脖子之下对立起来。
何以见之?就是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上,将鸟头和其它鸟体分开和对立,举个例子,大臣被定罪,就会被降职和流放。
降职和流放,本质就是官职低,起码不能作高官,而是低官,而低官主要是地方官。宰相门前三品官,说明在京城高官公卿如过江之鲤,所以降职就去地方,是对地方官员的一种极大贬低和侮辱。
那意味着,你们都是低官一等,在高高在上的京官面前,你们是没有资格抬头挺胸说话作人的。
至于流放是在贬官之外的另一层惩罚,也就是一种更严重的人格侮辱。
不但侮辱了当事人就是那些被贬的官员,也羞辱了被流放之地的官员和民众。
尤其是岭南作为流放地,被视为缓期执行的死刑,就是那些被贬的京官习惯了安逸的生活,根本承受不住岭南的炎热、瘴气、饮食习惯等等,加上胸郁不舒,导致他们往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病倒死亡。
正因为有这个效果,昏君奸臣和喜欢使用这个方式惩罚他们心中的罪犯,比如岳飞被杀以后,他的家属造到了流放岭南的处置。
除了处罚官员的时候,他们大量使用贬职和流放以外,在安排新官任职、调动官员职位和管辖的时候,也是按照这个认识进行,见自己亲近的人作为奖赏安排在京都和京畿,不同意见的人则派遣到边缘地区。
那待遇简直还不如那些被流放的官员。
因为按照惯例,那些被流放的官员只是被限制活动,而那些官员还要履行职责,就是要辛苦干活。
可想而知,这种形同流放的派遣是多么令人厌恶。
所有这些将京官和地方官割裂开来区别对待的做法,都人为造成了宋代官场的分裂,昏君和奸臣还在那里自以为得以,殊不知他们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巨大的黑洞,最后将他们深深埋葬。
通过这种自我阉割,宋朝人为地制造了京都和地方的深刻分裂,使得本来应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朝廷和地方分成两块,甚至互相对立,极大地削弱了宋朝的国力。
这种心态这种作为,导致昏君不敢走出京城,只好缩在京城被敌人捉去,当然他也得不得地方的勤王力量的救援。这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这种力量,因为地方的实力已经被京都的昏君奸臣拿走。
而且也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心愿,平常打压他们鸡犬不如,何以期待他们危急时刻救你一命?
而且宋代操作规程凡是都是皇帝的命令,进京勤王必须有圣旨,否则就会被视为欺君造反,事没干成,先被砍头了。
所以各种因素凑在一起,昏君赵佶极为屈辱地被敌人掳走,最终死在五羊城,猪狗不如。
有宋一代的昏君奸臣,分裂了宋代的官员群体,人为地制造了这种裂痕,一直到南海陆沉,彻底泯灭。
所有这些,尤其是在官场,最需要统一认识的地方,那些昏君奸臣不但不寻求和遵行天理,反而反其道而行之,人为制造分裂,最后因为悖逆天道,所有人都国破家亡人死道消。
岳飞作为心知肚明的穿越人士,当然不能随波逐流,重走历史上岳飞的悲剧道路。
但是他也深知,宋朝的这种痼疾,不可能一朝改变,没有什么捷径可走。
尤其是他的目的要达到长治久安,就必须从头开始,打下一个正确的基础,有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这就是他要从天道/天理开始。
这也是他建立宗元学坊的原因。
这也是他设立五大专业学科就是天人衢、人庸衢、物流衢、幽通衢、税赋衢的根据。
他对程颐的解释、对宗元学坊专业的设置和分支学科的设置,都体现了他的整体思考和认识。
别人会觉得零零碎碎,可是岳飞心中却有整幅图画。